遇到困难就“掉头”的温州人最先当上了有钱人

　　自打十多年前从父辈手中接下这个饭摊，老板佩勇哥就没停歇过，最近几年甚至成了附近的“网红”店，其他饭摊生意都不如他。

　　“你今天这个梅干菜肉丸不行嘛，是不是市场买回来的啊！” 刚坐下，我就听到隔壁桌食客跟他现场反馈。对老食客的直言，佩勇哥也坦率承认，说最近生意忙起来了能力有限，但今天的鱼鲞，虾虮酱蒸肉以及牛肉都是自己做的，他非常自信。另一桌估计也是老食客，附和说佩勇哥的虾虮酱蒸肉温州第一，“别说第一，说很好就可以”，他连忙摆手。

　　《我的美食向导》里，陈晓卿也带着财经作家吴晓波来到了这里。吴晓波是宁波人，按道理他对温州滋味不陌生，但面对佩勇哥的招牌“梅干菜蒸肉圆”，他还是困惑了——江浙一带的梅干菜大多都是拿来烧肉的，他没见过这种干净摆盘的肉圆做法。而后的盘菜生，吴晓波也并没认出来，只是觉得自己“应该是吃过的，但从没注意过”。直到陈晓卿告诉他盘菜的真实面孔，他才恍然大悟，原来是个早已被其他地方“淘汰”的蔬菜。

　　温州人似乎有这种魔力，可以将一切在他人看起来不起眼的东西，幻化成可以卖得上价格的财富密码。无论是拉链纽扣，还是虾虮酱盘菜（芜箐），他们的眼中没有高低贵贱生意大小，只要能成交，就是好生意。

　　所以佩勇哥至今也没搞清楚，那天来店里拍摄和吃饭的是谁，“就记得来了不少人”。他分不清谁是陈晓卿，谁是吴晓波，当然，也不在乎。“他们有他们的工作，我也有我自己的工作呀”。

　　西榕树饭庄不愁生意，小小两层楼，夫妻俩经常招呼不过来。佩勇哥自己的阵地是冰柜旁边那块仅仅一掌宽的边沿，点菜收钱客服还有外卖业务，他几乎只能用眼睛和摆头来回答我的问题。“我没啥文化，做这个就是因为喜欢自由，自己做生意怎么也比打工强，自己采买自己算账。”

　　这样的答案在温州人中不算少见。《我的美食向导》里，吴晓波依着瓯江水，向陈晓卿解释自己早年采访时发现的原因，“这里向内陆的地方都被隔断了，还有一面向水。它的地理位置注定了不被人在乎，因此也不需要在乎别人”。

　　不仅如此，在这个山坳里，还曾经诞生过中国儒家学派中一个重要分支——“永嘉学派”，他们主张工商界本，主张实用和实践，强调义利和富民，以独创精神来作为判断标准。

　　“重商”的文化历史，加上“不愿被定义的”的自由思想，带来的就是温州独特的k8凯发从商环境。在温州人眼里，任何东西都可以成为一门生意：虾虮酱，在浙江其他地方可能已经是接近被淘汰的古早调料，深谙深加工附加价值的温州人，将它做成了一道卖得上价的菜；盘菜生，宁夏人觉得“喂猪，猪都不吃”，温州人却看见北方种南方菜成本更低利润更高，将温州田间搬去了宁夏，倒一圈后再回到温州餐桌。

　　做小生意的温州人，可能一辈子都没听过“市场是最好的杠杆”这些经济学原理，但他们骨子里就知道，再小的生意也是生意，学问做得再多，没有成交都是空谈。如果“成交”需要我顺应时代改变，如果“成交”需要我创新思考，那我就去做。所谓“温州自信”，只是做成无数交易，沉淀出的模样。真正成就自信的，是无论大小，平等地重视每一个赚钱机会。

　　这大概也解释了他们很少抱怨苦。我试图问佩勇哥疫情的影响，他只是淡淡一句“扛下来后其实还不错”，就说回了最近琢磨的菜和事。仿佛这件事在他看来，跟人生所有事一样，发生就发生了，发生解决就好。借用吴晓波在《温州悬念》的原话：温州人不追求轰轰烈烈，喜欢平平淡淡解决事情。

　　我想起几年前认识的一个馄饨摊老板老周。他的生意可能比饭摊还小，就是片中那种骑着三轮敲木头的馄饨车，但他无比热爱自己的小生意。他和我说过，温州的馄饨应该是最复杂的了，生烫肉，鸡蛋，青菜，蛋丝，“但你知道为什么么？” 我说我没想过。他认真地跟我算，“一碗普通馄饨也就五块钱，当你加入了劳动力成本，这碗馄饨的价值就不一样了。温州人当然可以做普通馄饨，但温州人不会甘心做普通馄饨”。所以他那碗加了各种料的馄饨，12块。

　　“我觉得每一个温州人都是有野心的”，聊到温州人的性格，佩勇哥说了这样一句话。“我现在赚这么多”，佩勇哥伸出手掌，“如果能做大，我能赚…这么多”，他把手掌翻了一下，暗示至少是现在的一倍。但话音未落，他又补充了一句，“但想做好就会累，没办法，我喜欢自由。” 言下之意他不是不可以，只是他不想。他觉得自己现在自信出品，很大原因就是享受这种亲力亲为又较真的过程。

　　“有多较真呢？”他开玩笑说，“现在满头的头发都是植的”。佩勇了解自己，所以也自洽了，哪怕看着人家都赚钱了，哪怕他其实可以和老婆退居二线，他还是亲力亲为。他相信，只要自己还在做，自己就还在进步。

　　想在温州吃到正宗西餐，尤其欧洲国家的经典菜，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。温州人的脚步遍及世界，以意大利西班牙为多，因此回到老家开西餐厅的也多。但当我问及本地年轻人，哪家店他们觉得最正宗，他们给我的推荐却出奇的意外且一致：学之中西餐。

　　瘦小，带着安徽口音，眼睛里闪着光，是我对老板施阿姨的最初印象。因为儿子当兵，老公身体不好，施阿姨选择一个人在温州打拼。最初的15年，她跟所有外来打工者一样，做着最底层的超市收银工作。无奈效益越来越差，为了补贴家用，她应聘了一家西班牙餐厅，当小时工洗碗赚钱。她跟我强调，是她主动选择了那家西餐厅，因为看起来后厨干净。她容不下乱七八糟的脏乱，如今她自己的小店，也是虽小但干净。

　　施阿姨不知道西班牙在哪，甚至到今天也没去过一家像样的西餐厅当食客。她说自己对厨艺的自信，都是客人们给的。“每天看着西班牙人做，还能学不会么？” 她觉得西班牙人做海鲜饭，跟中国人做米饭差别其实没那么大，步骤也不难。因为好学又好奇，她还跟餐厅里的西班牙籍大厨成了语言不通的好朋友，大厨邀请她试着做，她也不客气。后来有时候西班牙大厨休息，她就开始承担做海鲜饭的工作。

　　“吃不出区别的，现在还有很多老客人专门来我这儿吃，说我做得比原来餐厅还好吃。”

　　温州打工20年，施阿姨几乎吸收了温州人身上所有的闪光点。餐厅干几年后，她大胆辞职，把全部积蓄拿出来开了一家自己的小店。那个西班牙大厨朋友不仅不介意，还继续跟她切磋制作经验，邀请她去西班牙玩。她反复跟我强调，她不是乱做，所有的做法都是按照西班牙人教她的做。当然，也不是没有自己的进步，菜单上那个28块钱的海鲜疙瘩汤，就是施阿姨自己的“温州式创新”。

　　有学者把温州人比喻成大草原上迁徙的角马群，渴望河对岸水草丰盈的“伊甸园”。大草原的角马群非常普通，面对狮子花豹和鳄鱼没有防身优势，但它们坚信自己能到“伊甸园”，而这种希望感，也继而赋予了它们踩着鳄鱼凶悍的躯体，杀出一条血路的勇气。吴晓波说，温州经济发展的核心力量，就是这些如同角马般的底层人民。他们对改革充满了自信，并将其转化为一种精神，流淌到温州社会的每一个角落。

　　我去施阿姨家小店的中午，两小时用餐时间，食客只有我一个人，她却并不介意，快乐而清醒：“一天能赚50就不亏，我有时候赚1000多嘞”。店里现在也会备点饺子，她说这是她的退路，如果没人吃西餐，或者客人饿了着急吃，她就煮些自己包的饺子卖。

　　牛排、饺子、海鲜饭、融入了西餐元素的传统疙瘩汤…..在这个近五十岁的女人脸上，你看不到任何对大环境的恐惧，正如她说的，“哪怕失败了，站起来再走，我就想做一家店，其他我都没想。”

　　《我的美食向导》里，吴晓波把温州人比作水，遇到困难绕过去，遇到困难他们会掉头会换一个思路。温州采访一圈后，我对这句话也有了更深刻的理解：就像施阿姨的手工饺子，佩勇哥的虾虮酱肉饼和盘菜生，温州精神的背后，是从不抛弃任何可能，哪怕微小如虾虮酱，平凡如饺子，温州人的脑海里没有教条，没有束缚，也不会去固执的钻任何牛角尖。他们坚信自己总能找到解读这个东西的新方法，让它成为一道更有价值的“非大菜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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